本文作者
高经建，1953年出生，1971年2月加入山西铁路建设兵团，1972年10月回城当工人，1978年2月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自动化系。毕业后从事金融科技工作，2002年移居加拿大。原题
北化同窗
（上）
作者：高经建
我一直很想写点我记忆中的同学，和他们在一起，是幸运也是有缘，很喜欢班里那种孜孜不倦，追求知识，思想自由的氛围，很喜欢同学们那种儒雅而又坚韧的风格。我就写写我们班的男生吧，女生由女生来写。在写男生之前，我想先感谢一位女生呼燕燕，很热心的一位女生。我们班大多数同学之所以现在能联系起来，呼燕燕应是首功，十几年前首先发起建立了7714同学通讯录，又多次召集同学聚会，为后面建立7714微信群打下基础，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同学们毕业后的状况，也让我们回忆起许多当年校园往事。呼燕燕在班里时，说话和声细气，做事不慌不忙。我们班有四个同学写字漂亮，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是常识、薛新建、郭怡慈。有些同学的字我没见过，也许还有更好的。）而且我感觉她写东西应该文笔也不错，她家里有这方面的基因。她父亲是著名的党史专家，是胡乔木、胡绳等人很倚重的笔杆子，被胡绳称为《红旗》杂志的“秀才”，文革靠边站，后期复出，参与起草了《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 1982年《宪法》等重要文献，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各种原因，毕业以后我参加的同学聚会不多。但1991年那次人最多的那次聚会我参加了，见了呼燕燕。还有一次比较神奇的是，某年长周末，我出去玩，回来时在北京转机，飞机晚点了，等了好长时间飞机才到，我们排着队等着上飞机，刚下飞机的乘客从我们身边经过，突然，在下飞机的乘客里看到呼燕燕，她也同时看到我，我俩在机场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后来一次我去上海出差见到她和范平，才知道呼燕燕的工作是我们班同学里和我的工作是最接近的，都是在金融系统做IT，不过饭桌上不会多谈专业，聊得更多的是同学们的近况。呼燕燕，啥时候再组织一次聚会，现在同学们基本上都退休了，参加的人应该会比较多。我们班男生25个人，怎么写呢？干脆，我按宿舍来写吧。我们班男生分别住在三个宿舍，这三个男生宿舍也是挺有意思的，各有特点，互不相同。我们A宿舍（我把三个宿舍以ABC来称呼吧，便于叙述）每次关了灯总是要侃一会儿才能睡。从越南到美国，从“文革”到改革，偶尔也会聊聊当红的电影，聊聊班里的女生……反正，啥都聊。那时候住校，冬天倒不觉得冷，夏天可是真热，热得睡不了觉。记得一次放暑假前，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但天儿热得无法入睡，睡不着就聊吧。大家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聊到美食，有人提到四川的锅巴肉片，有人说起淮阳的响油鳝糊，还有人介绍自制沙拉……聊得我直流口水，肚子咕咕叫。放假回家，在家里尝试做了沙拉，结果做得不好，没人爱吃。我们宿舍经常是陈耀东回来最晚，他那时兼着给学校广播室修机器，有特权晚上可以在广播室学习。陈耀东是我最早熟悉的同学之一。进校第二天早上，我们班同学三三两两在西配楼下等老师，老师要带我们去认教室。我扫了一眼我周围的同学，发现一个高个男生独自站在台阶上，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盒香烟，悠悠地取出一支，打火，点燃。我也抽烟，于是我走上前去和他搭讪，＂这儿能抽烟吗？＂＂没人说不行啊。＂＂我以为学校里不让抽烟呢。＂说着，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俩边抽烟边聊天。这位同学就是陈耀东，我们同是69届初中生，大学之前的人生轨迹很相似。陈耀东先是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是去了山西铁路建设兵团，回城后，他在北京某安装公司，曾给毛主席纪念堂安装并维护电梯(有同学回忆说，他给华国锋开过电梯)，我在太原的工厂当工人。特别巧的是陈耀东童年时代是在太原度过的 (那时他父亲是太原重机厂的厂长，后来调到一机部)，由此缘故，我们很快就熟了。刚开始，我并没有高看陈耀东，因为都是69届的，我深知69届的致命缺陷是基础不好，文革中进中学，没待了几天，就走进广阔天地。69届能上大学的很少，上了大学的基本都是靠自学，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知识面不宽，和老三届相比差距很大，所以69届先天不足，难成大器。然而，我大大地走眼了。事实上，陈耀东是个极聪明能力极强的人。很快，他就显示出了他的聪明和能力。开学没几天测试英语，要根据成绩分成快慢班。这是我最狼狈的一场考试，大概也就是26个字母刚写全，陈耀东比我好点，但也好不到那去，我们铁定是去慢班的。没想到的是，没过多长时间，陈耀东居然跳到了快班，后来在快班竟然也成了成绩不错的学生。有同学记得，他经常起早背单词，有一次他一觉醒来看看表5点了，爬起来到楼道里学英语，学了好长时间觉得奇怪，怎么天还不亮？再一看表才3点钟，原来是起床看错表了。我们毕业前夕，陈耀东考上公派出国，要去法国读书。那时的陈耀东根本没学过法语，国家把他们要去法国的学生集中起来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法语，学了半年多就去法国了。我真不知道他们这法语是怎么学成的，陈耀东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通过了法语测试。我和陈耀东关系不错，一次周末，他请我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这是“文革”中那些大院子弟最爱去的餐厅。具体吃得什么，还真忘了，但对那酒印象深刻。那天，陈耀东要了一瓶干红，国产还是进口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问这红酒为什么加＂DRY＂这个字。打开酒后，葡萄酒的酒香味沁人肺腑，可是一喝，极不适应，又酸又涩，和国内当时所喝的那种甜甜的什么通化张裕葡萄酒完全不一样，这是什么葡萄酒啊。不管怎么样，这么贵的东西不能浪费，这瓶酒还是喝完了，喝到最后，似乎感觉到一点回味悠长，这是我第一次喝干红。后来不知怎么的慢慢地喜欢上了干红，成了不能舍弃的爱好，以后国内也开始流行干红，现在一般说红酒就是指干红。定居多伦多后，我还自酿过几桶红酒。陈耀东是我们班的班长，同学们也公认他聪明，妥妥的学霸，这个我不多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毕业设计，当时毕业设计的题目很多，同学们自选，报哪个也行。我忘了陈耀东报的什么课题，只记得他跑了好几趟上海金山石化总厂。77级之前，学校好多年没有进行过毕业答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答辩，学校就搞了个毕业论文答辩的示范，陈耀东就是示范答辩会上要答辩的学生。示范答辩那天，去了很多同学，本系的外系的，本届的下几届的都有。主持答辩的老师是系主任沈承林教授和专门从浙大请来的路甬祥教授。陈耀东的论文我听得不是太明白，后来和老师的应辩我也听不大懂。最后老师们对论文给了很高的评价，路甬祥教授说，这够得上一篇硕士论文。1981年底，学校从77级选拔公派留学人员，陈耀东通过考试被选上，1982年去法国留学。几年后，陈耀东博士毕业，毅然回国，在母校当了副教授，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为此，《光明日报》还给他登了一版。但那时国内科研体制和条件和国外还是很不一样，可能是水土不服，不久，陈耀东又回了法国。再次回到国内，陈耀东已成了法国某公司派往中国的代表，再后来，他去了家乐福，成为家乐福在中国开疆拓土的元老。百度介绍陈耀东的履历：法国西亚特公司中国总经理、法国谱美德斯集团中国总裁、法国家乐福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法国家乐福商品总部中一欧商务总裁职务，华联CEO，Home Depot中国区总裁。后来他又被北京华普挖去当总裁。1999年还是2000年时，我去上海出差，和陈耀东联系说见个面，他给了我地址，让我先去他们家，他夫人在家。陈耀东的夫人史若梅也是我们班同学，很熟，史若梅瘦高个，北京女孩，先是跟随陈耀东去了法国学习，几年努力，也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又随陈耀东回国。多年没见面，史若梅很热情，招呼我喝茶抽烟，和我开心随意的聊天。他家那时住在一个二层的别墅，小区保安很严，那时在上海应该是很高档的小区。陈耀东下班后，我们三人在外边吃饭，期间，陈耀东给我讲了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那时陈耀东非常忙，各地政府都在拉项目拉投资，陈耀东他们成了香饽饽，马不停蹄的去各地出差谈判，我明显的能看出他脸上的憔悴。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和吃饭。就在他已成为中国零售业的领军人物，踌躇满志要在中国的零售业再创佳绩的时候，2013年噩耗传来，即将60岁的陈耀东因病离世，全班震惊。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陈耀东和史若梅
索敬光
索敬光，应该是我们宿舍年龄最大的吧？我们称他为老索。上学的时候，我们称老三届中高中生的为老X，我们班有五老，其中有老索和老林在我们宿舍。老索算是老北京了，这索姓是不是满族的姓我还真不知道，但一说起老索，我老想到索额图，脑洞开的有点大。老索虽是老三届的，但没去下乡，分配到了平谷粮库，天天扛麻袋，长期下来，腰上落了毛病。老索特爱玩，班里的活动都缺不了他，青岛承德都和我们一起去了，也是我们班排球队的主力，打二传的。毕业后老索搞什么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听说他搞过一个居民楼电梯的什么专利。
前排左起索敬光、Jeff Xu、俞劲松，后排左起陈耀东、史若梅
当初认识老林时，老林说着带点京味儿的福建普通话，一时间很难判断出他是哪里人。我问老林是哪里的，他说，北京的。他确实是北京的，北京户口，当然是北京的。后来熟了，知道了老林是印尼回国的华侨。老林从小生活在印尼，华人勤劳肯干，普遍家境不错，华人也重视教育，当地的华人学校都是好学校。老林就是在条件优越的华人圈长大的，一切都很好。然而，到了1965年，风云突变，印尼出现大规模反华骚乱，大批华侨惨遭迫害，为了躲避迫害，一些华侨丢弃家产，返回祖国。老林就是在那个时候回国的，我记得那时我在太原，我家附近的太原卫校也接受了一批印尼华侨学生。老林回国后，安置在北京，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继续学习，还没等他们完全适应国内的生活，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来临，他们身不由己地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乱哄哄又稀里糊涂地搞了几年革命，1968年老林和他的同学去了黑龙江，成了兵团战士。接受了好几年的锻炼，什么苦都吃了，后来好不容易又回了北京，终于等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老林和夫人同时报考，同时成了77级的学生，老林说，“我这上学付出的学费太昂贵了，是用我的黄金青春年华交的学费。”老林上学也是真不容易，已经30的人了，俩口子都是学生，还要照顾才一两岁的儿子小磊。在学校，老林经常穿个格子衬衣，天凉的时候穿着国内不多见的很拉风的外套，头发有点卷，（我记不清他是自来卷还是自己烫了一下）有点资产阶级做派，要是早几年，可能会遭到批判。这个“资产阶级”学生对我很好，经常聊天一起玩都不用说了，他还教我打羽毛球。老林的羽毛球技术非常好，他打球的一招一式，极具美感，赏心悦目，当时感觉，他就好像专业队的。一个羽毛球在当时卖四毛九，打球也是很贵的。老林和国家队的汤仙虎等人认识，他带我们去北京体育馆看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多次看到张爱玲、刘霞训练，每次都能捡点国家队不要的羽毛球。他和赵维昭算是将遇良才，打起球来，煞是好看，总是能引起众人关注，学校附近就有一位居民带着正在少体校学习羽毛球的女儿，经常来向老林、 维昭学习，让他们指导。我那时特爱看他俩过招，现在还记得他们羽场上的英姿。还有一次去老林家，老林准备了印尼烤肉串招待我们，印尼烤肉串和新疆烤肉串味道不同，各有千秋。事先用一些佐料喂好肉（牛羊肉、鸡肉、猪肉都可），然后上火烤，烤好后沾着酱吃。重点来了，印尼烤肉串的关键就是这酱，至今老林还是秘而不宣，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调的，只记得，那酱特别香，有一点点甜味，好像还有一点特殊的香料味儿，应该不是咖喱，是什么呢？问老林去吧。那天，我至少吃了十几串吧。后来很多年我一直想这美味，1990年我去香港再次见到分别多年的同学老林、常识时，常识问我想吃啥饭？我脱口而出，印尼饭。常识奇怪，你怎么喜欢印尼饭，其实我是惦记着印尼烤肉串。只是可惜，那么好的饭店却没有烤肉串。老林是在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全家去了香港，刚去时，没钱也没工作，就靠随身带去的几百块钱维持生活，好在很快找到工作，老林努力工作，林夫人更是辛苦，白天在公司当电子工程师，晚上教小学生跳芭蕾。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有了结果，几年后老林家买了房子，生活走上正轨，我还记得那时老林说他买了房子的时候，满脸的喜悦。后来老林去了常识他们公司，干了好多年。那时老林经常来大陆，他负责北方区，也经常来太原出差，一到太原就打电话叫我出来吃饭。那段时间在同学里，老林和我接触可能是最频繁的。多年的出色工作，老林在业界口碑很好，临近退休，还被中信公司挖去，在一个分公司负责。去年，老林才真正退休。
前几年的一个重阳节，公司员工给老林送花
一说起上下铺的兄弟，总是形容好兄弟，那么铺挨铺的兄弟也应该差不了吧？我和常识就曾经是铺挨铺的兄弟。刚进校，我们班男生临时住在一个大实验室里，人多床多，每两个双人床并在一起。报到第一天，来到宿舍，按名字找自己的床，我的床在上铺，常识也是上铺，我俩铺挨着铺。躺下以后，我们聊天互相介绍自己。常识是北京66届初中毕业生，因文艺特长当了兵，在武汉的部队文工团，那时候当兵不容易啊，没点绝活是不行的。他是大提琴手，在部队还入了党，我说，你挺厉害呀，还是党员。常识嘿嘿一笑说，我好几年老兵了，又努力，还不得是个党员。不久，我就发现常识各方面还真是优秀。学习就不用说了，功课门门不错，他还嫌我们工科的数学不过瘾，自己抱着理科数学的教材看了好几年。体育，排球羽毛球打的都挺好，文艺更是突出，吹拉弹唱都行，大提琴更是专业，还是我们系的指挥。业余时间他爱看杂书，还帮同学改情书。一个小事我还记得，我的一件衣服不知怎么给搞破了，我在宿舍琢磨着怎么缝缝，常识进来看见，说，你干嘛呢？听我解释后，他说，别费这劲了，你弄不好的，我回家时让我姐帮你。周末他果然把我的衣服带回去了，让他姐给弄好了。我感谢他，他说，这算啥事呀，不用谢。常识乐意助人，有目共睹，多年后有同学还记得常识请他当医生的母亲帮同学看病。时间不长，常识被选为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他当了副主席，我们宿舍的同学就开始狐假虎威，那时学生会经常组织检查宿舍卫生，我们懒得打扫，又不愿意被通报。检查卫生的来了，我们不让进门，说这是常主席的宿舍。常识自己有点看不过去，觉得这不好，和我们说好话，“哥几个，咱们还是打扫打扫吧，干净了对咱们也好啊。”我们也不会为难常识，以后便经常打扫宿舍卫生了。一米七五的常识，身材很匀称，人也长的帅，和别人交谈时总是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让人觉得很诚恳，但是女生看到这眼神就有点慌。有一次，一个政治课课间，常识看着老师很认真地问问题，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应该还没结婚，被常识问得脸都红了。回到宿舍，我们和常识笑谈此事。二年级，常识有了女朋友，女朋友是外系的，长得小巧精干，飒爽英姿，是学校游泳队的主力，说话办事极麻利，和常识交朋友后，逐渐和我们也都挺熟的。一次常识领我们去她女朋友家玩，她女朋友的父母都在香港，她一个人在北京住着一个大院子，有一个阿姨照顾。当时心想，好厉害呀。大三时，常识和他女朋友联系好了美国的学校，去美国读书。常识离校那天是礼拜天，我帮常识打好行李，他把行李绑在自行车后座，我陪着常识走到和平里北街的路口，看的出来，他是很留恋学校和同学的。望着常识骑车而去的背影，我不知道这一别后何时能再见。常识在美国马里兰学了计算机，硕士毕业后，去了香港搞公司。忘了怎么就和常识联系上了，1990年，我去香港时见到了常识，他们公司是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主要经营焦炭、锰矿等，常识那时是公司的高管。公司刚刚经历了一个关系生死的重要阶段，他们操作的很漂亮，被香港报纸称为“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公司”。事情是这样的，前一年，也就是北京有事的那年，他们公司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的情况下，坚持和国内进行正常的贸易，受到国内有关部门热烈欢迎，也给了他们公司快速发展的机会，后来几年，他们一度拿到中国大半以上的锰矿石进口，3成的铜矿石进口，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焦炭出口商。公司发展快了，就被人盯上了，首钢和李嘉诚联合出手收购了他们公司股份。过几年他们退出又建立了自己新的公司，这时的他们，在资金、经验和市场方面已和往日不能同日而语，常识也成了公司总裁。他们做得风风火火，不仅做贸易，也在国内各地进行投资，在我们山西投资就很多。2002年我出国前，常识因工作去过太原几次，每次他都在工作之余叫我一起吃饭，结果一次吃饭我还出了糗。那是太钢的总经理请常识吃饭，常识把我拉过去了，席间三人推杯换盏、东拉西扯，我说起一个典故，把其中古人的名字说错了，常识马上纠正过来。那几年，看着常识驰骋商海、谈笑风生、游刃有余，已明显感觉这位昔日老在钻研数学的文艺兵同学，历经沧海，已成了成功的商业精英。后来我出国了，一晃快20年了，一直没再见常识，不过在同学群里知道他的情况，事业有成，一切安好。我们宿舍里，陈耀东、Jeff Xu和我年龄差不多，陈耀东和我同岁， Jeff 比我小半岁，但Jeff却比我们高一届。我记不清怎么就和Jeff成了好朋友，也许是我们老一起出去吃饭？我上大学时已经是八年工龄，可以带工资上学，每月39.8元，在当时的学生里，算是有钱的啦，Jeff比我工龄还长，自然也是带工资的。有钱手就大，几个同是带工资的同学隔三差五的就出去搓一顿。不过，Jeff和我俩人结伴出去的次数最多，其他带工资的同学不是拖家带口的，就是忙着学习，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吃饭上。那时我们经常去和平里北街的一家饭店吃饭，吃得服务员看我们都眼熟。一次去吃饭，吃完结账，我没带粮票，问Jeff，Jeff也没带。可能看我们是熟客，服务员很大度地说，下次记得带来就行了。那时人和人之间，还是挺互相信任的。记得和平里北街还有一家卖锅贴的小店，锅贴也非常好吃。Jeff是北师大一附中68届初中的学生，作为北京的重点中学，“文革”中发生了不少故事，我本以为他应该经历或见证过什么，但他说没有。“文革”开始，他才12岁多不到13岁，还是小孩一个。那时Jeff住在学校，一天半夜，同校的对立面突袭，冲进他们宿舍，还抓走了几个人，说是他们反江青，Jeff等另几个同学没被抓住，落荒而逃，当时这事儿把Jeff吓了一跳。适逢Jeff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每天不是挨斗就是扫厕所，家长管不了家里的孩子，也怕他们出事，就让他们去了军营。Jeff本来也不是激进狂热的学生，对政治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到了军营，一待就是两年多，每天赶猪养鸭，看书学习，不出院子也不关心外面的事，成了逍遥派。久而久之，不关心外面的事竟成了习惯，好多外边家喻户晓的事，他竟然闻所未闻。随便打个比方：人们说，成方圆唱歌不错，他一脸的迷瞪，“成方圆是谁？”类似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有时让人怀疑和Jeff是不是在同一个世界里。但Jeff对大事不糊涂，聊起有关政治等国家大事，他还是有许多独立的见解。Jeff行事规矩，不大善于灵活变通。前几年一次他回国探亲，母亲生病，他把母亲送去医院，办好住院的各种手续，医生也检查完了，晚上Jeff把保姆留在医院照顾母亲，他自己回家，准备隔天再来。他家在某军队大院，当时他还没办出入证，家里也没人，哨兵不让他进。换一般人，和哨兵讲讲情况，掰哧掰哧，怎么也得进去，Jeff则不多说，转身去找旅馆，竟在旅馆住了一段时间。我过去一直有点奇怪，Jeff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却不大像干部子弟，身上有明显的儒雅之气，说话谦虚，待人礼貌。后来我看了他的一个亲戚写的他们家族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Jeff身上的气质是有家庭传承的。Jeff的父亲早年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大学当校长，Jeff的母亲更是来自书香世家，她的外祖父陈韬、外祖母庄曜孚皆出身于名门望族，这个家族的陈衡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任以安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方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今，又有许红（宾州州立大学Smeal 商学院教授、副院长）、郁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样的新秀。许红是Jeff的二姐，上学期间，周末经常去Jeff家玩，去了几次，就和许红认识了。许红既聪明又干练，一双眼睛特亮，象棋玩得很好，一般男生赢不了她，她还打得一手好桥牌。有几次去Jeff家，许红还叫上她男朋友，和我们玩几局，许红叫牌精准出牌麻利，老说我俩打牌臭。1981年，国家在文革后第一次组织派出留学生，许红在选拔考试中，名列全国铁道部系统院校第一名，去了美国留学。几年后，许红和她男朋友商量，让他也去美国，可那男生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曾写了好几篇中篇小说，杂志社编辑说，稍加修改即可发表，可他很牛，说，要发就一个字不能动，要动一个字就把稿子给我，结果一篇没发出去。此次商量出国，男生很坚决，说，我文学创作的土壤在中国，哪儿我也不去。没辙，俩人坐飞机（那时，很少有人坐过飞机）走了半个中国，去了那些曾经想去还没去过的地方旅游，然后和平分手（也许还有别的原因）。真不一样，分手都分的那么浪漫。后来，许红在美国当了教授，还是她们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在她所研究的领域里也是相当的有名气。不幸的是，正在许红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癌症已悄然来临，前几年，许红因病去世，令人叹息。1980年代中期，Jeff去了美国，认真读书，博士毕业。毕业后在咨询公司就职，做方案做模型，这倒也符合Jeff的性格，如果他做工程就不一定合适。同样在美国的陈安（也是我们宿舍的） 做工程就得心应手。Jeff和陈安在美国联系上也挺有意思，1997年华盛顿的华人组织什么集会活动，人很多，他俩居然在大街上相遇，挺神奇的，世界真小。我后来也出了国，在加拿大，经常和Jeff通通电话，他还来过多伦多几次。除了专业，Jeff对西方宗教很有兴趣，看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从兴趣到信奉。二十多年前，Jeff经过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Jeff和我说，其实是在十年前，他才得到升华，从思想上成了一名基督徒。我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不光对基督教的起源、教义、发展，几个不同教派的关系及不同，能说得一清二楚，而且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是颇为深刻，每次和他聊天，最后他总要谈到耶稣基督，语气不光是认真，而且充满敬意。我和Jeff说了，过一两年，我们都退休了，一起去趟以色列。自己去，好多东西不懂，和Jeff这样的人同去，可以更深更清楚的了解和理解西方宗教那些历史、人物和故事。
我和Jeff Xu（右）
一天，我们宿舍几个同学不知怎么聊起桥牌来了，正好陈耀东、安国昱、Jeff和我都爱玩，我们四个人就经常约着玩几局。国昱和陈耀东一对，我和Jeff搭档，这配对配得还真是合适。我和Jeff中规中矩，比较平庸，他俩却都是那种爱冒险、爱打奇险的牌。比如说，牌点数成局比较勉强，他们往往会叫上去，或者高低花色皆有可能成局的牌，一般人选高花色，他们有时却会选低花色，这样难度就加大了。当然，他们打宕的情况会有，但是打成的牌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国昱年轻，有时有点孩子脾气，出了臭牌能气得摔牌，打了好牌满脸挡不住的春风。一次，他们把一副不可能成的牌打成了，国昱高兴地给我们递烟，由于激动，点烟的手都在抖，几次都没点着。事后，陈、Xu同学没事一样就看书去了，我和国昱回宿舍，我说，那牌你怎么想到那么打，他说，走投无路时，只能寄托别人犯错误，就找对方最容易犯错的方向。国昱很有点性格，有时会不管不顾，比如说不想上课了，说不去就不去。当然他有不上课的资本，他很独立也很聪明，由于聪明，同学送他个外号叫“国宝”。对于考试，“国宝”不是很重视，考好考坏不在乎，这在我们班少见，但在课下讨论什么问题时，他可是很认真，经常有奇思妙想，不时提出与众不同的思路，有时能和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多年后，还有同学记得那时我们学的一门课讲热力学第二定律，课下同学闲聊，“国宝”讲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某些条件下不成立，好像是说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就不成立了，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这“国宝”平时看到都是闲书，啥时候学到那些深奥的东西啊？当年，他也是我们班最热衷《数学分析》的同学之一，天天和常识他们玩那些推导啊证明啊那些理科的东西，对高数的计算题不屑一顾。国昱是那种爱看闲书的人，书看得多了，自然知道的也多。晚饭后，同学们一般都去自习了，宿舍里有时就他和常识，俩人吃着花生米，喝着二锅头，不说数学物理也不聊什么自控，聊的是古今历史，中外名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学文科的呢。我印象很深的是国昱经常帮我的忙。他身上有北京男孩那种劲儿，有啥事找他帮忙，他事儿还没搞明白，就先答应下来。上学时，他经常帮我洗照片，往往是连学校的饭都不吃，骑车到他家，那时他住在苏州街他姨的家里。到了家，阿姨也很热情，马上招呼吃饭。你看，国昱帮我洗照片，还要饶我一顿饭。国昱应该是动手能力强的那种人，啥事都愿意动手尝试，说到动手能力，我总觉得我们虽然是学工的，实际班里很多同学不一定适合学工，喜欢动手的人不算很多。国昱原来是八一学校的，父母都是军人，不幸的是，父母以身殉职，国昱成了烈士的后代。毕业分配时，国昱分的单位不错，据说是学校照顾烈士子弟。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各单位开始搞停薪留职，鼓励人们投入市场经济。我那时单位不怎么合适，但也没敢去停薪留职，国昱倒是他们单位第一批停薪留职的。下海后，国昱还去过一次太原，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次在太原我俩喝了一打半的啤酒，喝酒我记得，喝了多少瓶我一点都记不清了，也许那次喝断片了。国昱下海后是去了一家著名的外企，居然一干就是几十多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从一个小职员成了资深的技术大拿和售后的头儿。
2014年11月回国探亲，右起，国昱、老邵、我
陈安年龄小，比陶林可能大几个月，常识说他眼睛里闪烁着童子光。陈安喜欢体育，跑百米准备起跑时，我看他就像刨着蹄儿准备冲锋的战马，兴奋而渴望。有次看奥运会电影，陈安盛赞美国4X100m接力，说，你瞧人家，腿就跟车轮似的。陈安年轻，精力充沛，不仅爱玩，学习也很刻苦，记得他除了学英语，同时还在学日语。后来陈安在美国GE公司，到现在怎么也干了二十多年了吧，很资深。我去了多伦多以后，陈安还来了一次，还像个年轻人似的，开车比较快而野。
我和陈安（右）
那时男生是8个人一个房间，我们班25个男生，正好多出一人，这就委屈我们班男生年龄最小的陶林了。陶林是应届的高中生，家就住在和平里，班长和他商量能不能回家住，他什么也没说，发扬风格，把自己变成了走读生，大三时常识出国了，陶林才住进我们宿舍，想起这事儿，应该向陶林兄弟说一声谢谢。陶林是特聪明的一个小孩，别看他年龄小，可显得很成熟，知识面也宽，啥事都知道，包括他七八岁时"文革"发生的事都挺清楚，他看的东西多。有同学回忆说，陶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晚自习做数学习题，谁说话都能搭上茬， 还不耽误做题，知识面广的少有。毕业后不久，陶林去了日本读书，取得了博士，现在是我们班微信群里最活跃的同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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